上海点滴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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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昕·
⒈又到上海
２０００年十月底，我从韩国转道回国，先到了北京。因为上海有个国际医疗展览会，我们公司需要参展，所以尽管我在国内停留时间很短，也得去一趟上海。
上一次去上海是９８年了。听人说这两年上海变化挺大的，很多人长期回国工作都首选了上海，所以我也想去看看，还想约一些朋友同去。
我被认为是一个好热闹的人，朋友们都说我不管到哪里，都喜欢招一大帮人，弄得前呼后拥的，显得朋友遍天下。
我承认我以前的确是那样。五年前刚到美国时第一次出去玩儿，在华盛顿呆了三天，我几乎联系了当地所有跟我有那么一点儿关系的人，包括朋友的朋友，和给我带过两天课的一个日本实习老师。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很热情，也有些惊讶，还有一点点含糊－－“他怎么找我来了，该不是把钱包儿丢了吧？”
后来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我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朋友，可我在外地出差或是旅游的时候反倒不怎么特别地联系了，慢慢沉淀下来的经常联系或一起出游的也就是那么几个老朋友，因为随着年龄变大，与其他人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了，包括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是生活态度。所以见面时大家更象是一种应酬，特别是有时候时间短得还来不及叙旧，这样就失去了舒服的感觉，也就没有意义了。
邀请“同游上海”的ＥＭＡＩＬ我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给国内的朋友们了，但一直没有反馈。大家都认为谁也不能提前那么早就作安排。这也是中国和美国办事方法不同的一个例子。
美国人什么都讲计划，什么都要预约。这一次看过牙医后马上会给你约半年以后的下一次，刚一参加工作立刻就会参加退休基金计划，好象人一生下来就把这一辈子全计划好了。若是休假，他们通常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就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机票、酒店、租车，和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细节。
他们的社会系统也都相应的如此设立。比如机票一定要提前买，通常越早越便宜。如果要是临行前一两天再买票，一百多美金的票涨到一千多美金是常有的事。
去年我回国休假，和几个朋友去桂林和阳朔。我星期三晚上开始打电话给朋友们，他们星期五就从不同的地方飞到桂林见我。离开桂林的时候，他们临走前最后一分钟才买返程票，也都按时回去了。后来我跟一个美国朋友讲起这件事，他吃惊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我也不知道哪种办事方法更好，更方便，只是觉得很不同。
这次来上海也一样，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我只知道“亨利”会从深圳过来，跟我在虹桥机场见面，别的我就一概不知了。
⒉登上九重天
远远看见“亨利”一颠一颠地从机场里面走出来，脸贴在一个极其精巧的手机上讲着话。他一身时髦装扮，上着“阿迪达斯”长袖紧身无领运动衫，下穿藏蓝色仿旧牛仔裤，翻毛皮靴。夹杂在穿着劣质西装一齐往外走的人们当中，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卓然不群。
“亨利”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哥们儿，一直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浪尖人物。
现如今跟人打交道时要用名片，接过来一看正面儿，“张狗剩儿先生”，再看背面儿，“Ｍｒ．约翰 张”，其实是一人儿。兴用洋名儿是这几年的事儿，可早在八十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人家“亨利”就管自己叫 “亨利”了，而且所有作业本儿笔记本儿都用英文签名，包括“马列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史”。
现在身为炙手可热的金融律师的他，更是不可等闲视之。着装紧跟欧洲时尚，口中各种流行术语。每次收到他的ＥＭＡＩＬ，总看到自动附着的一个落款儿：
“亨利 杨手机：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Ｏ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ｅｍａｉｌ：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ｃｏｍ”
而且他给人打电话，临挂之前总会说：“没事儿Ｑ我啊！”－－透着那么洋气。
去年“大话西游”火爆神州各地，网上网下。于是“亨利”又多了一句口头语，动不动就说，“靠，Ｉ服了Ｕ ！” （小注：操，我服了你！）
这次来上海之前，我托亨利帮我订酒店，并发了几个可选的酒店名字给他，大部分是我以前住过并觉得还不错的。亨利听到后首先大骂我土鳖，然后除了我开会必须住的锦江酒店，全都给我改到了别处，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说说笑笑地走出了机场，一个干净利落的出租司机迎了上来。他很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把我们的行李接过来，放在后背箱里，又给我们打开了车门。车里干净整洁，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我感觉有点儿受宠若惊，因为在国内打车好象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特别是在北京。
亨利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上海出租车都这样。
几个小时前我在北京办完事儿，在写字楼底下叫了一辆车。我刚要拉车门，只听一句粗声大气的断喝，“上哪儿！”，忽地从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里吼出来。
我说，机场，然后就一拉门儿进了车。车里狭小不堪，脏了吧叽，门上窗上都是尘土，后座上一条浅色的毛巾被让无数的屁股坐成了黑色儿，在那儿皱巴着。
司机扯着嗓子说，这会儿可堵车，想快就得绕点儿。
我说，那到无所谓，快就行，咱们走哪儿呀？
司机说，我看得走玉蜓桥那边儿，这阵儿正是下班儿的时候。
我一听就来了气，哥们儿，咱们这是长安街，我知道玉蜓桥在哪儿。我去首都机场，不去南苑机场。
司机听我满口北京腔儿，没说话，猛地一踩油门，朝三环方向开去。
这一路上，他满嘴骂骂咧咧，一会儿骂空气污染，一会儿骂交通堵塞，一会儿骂汽油涨价，可我怎么听怎么象是在骂我。要不是已经上了机场高速，我真想换辆车，要不捶丫一顿。后来我干脆不理他，用手机打电话聊天，他慢慢儿也就消停了。
可是这种司机，我在北京碰到的真不是一两个。
一上了出租车，“亨利”的手机就开始不断地响起来。铃声一响，他就会皱着眉头嘟囔，“烦躁，烦躁”，可一接上电话就聊个没完。没人给他打电话，他就会给别人拨，告诉全世界他在上海呢。有一回我听到电话铃儿，慌忙从包儿里把跟朋友借的手机翻出来，一看，原来是坐在我旁边正在坏笑的“亨利”打的。
趁他忙着，我开始探头探脑地欣赏上海的夜景，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写字楼特别多，上面的巨幅霓虹灯几乎全是各大外国公司的名字。
不一会儿，我的手机也开始忙起来。
我接起电话，里面一片歌厅内的嘈杂声音，我使劲对着电话喊，“是大智啊，你在哪儿呢？”
“我也在上海呢。你不是说你这两天来上海吗，我前两天开完会就在这儿等你呢。你猜怎么着，我刚才一打电话，老三也在上海呢。我们哥儿几个正跟这儿唱歌儿呢。”
“你今天晚上住哪儿？”
“还没准儿呢，明儿早上再电话联系吧。”
我刚把电话挂了，又接到了云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你在上海呆到哪天呀？我明儿去安徽出差，然后去上海，也许能在那儿见到你。”
跟云丹聊完没一分钟，我又有电话了，“请找一下顾先生。”
我连忙说，“对不起，您打错了。我这手机是借的，机主也不姓顾。”
对方立马儿急了，“不可能，你让姓顾的给我接电话！”
我莫名其妙，“我跟您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姓顾的，真的。”
对方竟然带了哭腔，“先生，麻烦您跟顾先生说一下，我正急着找他呐，他欠着我好多钱呐！”
我心想，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在美国的时候，除了上班，在家的时候电话铃一响，我几乎就能猜出是谁打的，因为经常联系的无非就几个人。可在国内，即便是我临时借的手机，也会被无数人找到，包括认识和不认识的。够乱乎的。
这时候“亨利”终于放下了手机，然后没事儿人儿似的对我说，“明天我得去趟杭州，晚上回上海，后天再回杭州，从那儿回深圳。你明天没事儿，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这儿到底折腾什么呐？你们怎么办事儿事先一点儿谱儿都没有呀？”
“亨利”嬉皮笑脸，“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国内办事儿就这样儿！”
我也没脾气，只好问“亨利”，“那今儿晚上呐？目前有计划了吗？我们现在去哪儿？”
“亨利”胸有成竹，“跟我走就是了。”
司机根据“亨利”的指示，把车开到了浦东开发区。“亨利”随手一指，这就是“世纪大道”了。
我连忙啧啧称赞这名字起的好。其实我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类似的名字，什么“皇朝酒家”，“帝豪饭店”，透着一股大都市的霸气。当然也有一些店名有些小情小调儿，比如“上海往事”，“上海人家”什么的。
车子穿过很多造型现代的高楼，我两年前都没有见过，然后在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厦前停下。
“亨利”下了车后对我说，“这就是‘金茂大厦’，一共８８层，有四百多米，是目前世界第三、中国第一高楼，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我抬头一看，大楼象一座宝塔，直插云霄，几乎看不到顶。玻璃幕墙在月光下闪着金绿色的光芒，显得神秘莫测。
要不是到了这里，我几乎忘了“亨利”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高狂”。
“拜高狂”这名字是我瞎起的，用以形容盲目崇拜各种高大建筑以致发狂的人。
当初深圳的“地王”大厦刚起地基的时候，“亨利”就激动得不能自持。那时我们俩在一个公司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地王”大厦的工地。每次一路过，他都会条件反射般不厌其烦地说“地王”建好后会是世界第几高楼，一共多少层楼多少米高，并无比神往地凝视还是破旧不堪的工地，和工地上衣衫不整的建筑工人。可是后来他一旦发现有别的楼比“地王”更高了，就从此对“地王”再也不看上一眼。
尽管我对他的这一癖好嗤之以鼻，可耳濡目染，我也近墨者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出国以后，我不管到那个城市出差或旅游，都要想方设法地去爬当地的最高建筑，特别是在世界上属得着的，比如多伦多的“ＣＮ”塔，纽约的世贸大楼和帝国大厦，还有其他国家的各种饭店和电视塔。爬的多了，我就渐渐失去了兴趣，觉得在高处看下面也没什么新鲜的，跟从飞机上看也差不多。有一回我在芝加哥玩儿，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上到了曾经也是世界第一高的“ＳＥＡＲＳ”塔。可当时正好阴天，从楼顶上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游客们或是在拍照，或是面面相觑。我终于觉得我这样见高儿就爬确实挺有病的，从此下决心，除非必须，再也不上高楼了，可没想到又被“亨利”带到这儿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就随“亨利”一起坐电梯，上到了顶层。
“亨利”又跟我介绍道，“这就是著名的‘九重天’，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吧。”然后又自言自语，“听听， ‘九重天’。”
我们入座，点了啤酒、红酒，越南的软春卷和泰国的炸鱼饼。
侍者刚一离开，“亨利”就站起身说，“我去趟洗手间。”
我诧异，“你不是在楼下刚去过吗？”
“亨利”俯下身，神秘地小声地对我说，“我去转转。”然后就背着手昂首挺胸地走了。
他背手的动作使我想起了六、七年前我们在深圳时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几个朋友合住一套房子，一清和叶子当时还没结婚，正无照驾驶，可屋子布置地却象一对儿新婚的小青工。“亨利”是单身贵族，每次路过一清他们的屋子时都是目不斜视。有一回一清和叶子刚出门，叶子忽然忘了什么东西又回来了，一推屋门儿，只见“亨利”正双手背后，从容不迫地在四处审视着他们的卧房。
趁着“亨利”不在，我就东张西望地看了看这个酒吧。酒吧里灯光昏暗，透明的玻璃茶几上都闪着蜡烛。房间内直立或斜撑着很多金属立柱，上边是密密麻麻的铆钉，显出一种超现代冷峻的质感。地毯却呈乳白色，漫无规则的单线图案如朵朵祥云，走在上面，飘飘欲仙。人们一边品酒，一边窃窃私语。有西装革履的白领，有温情脉脉的恋人。离我不远处的那桌上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人，他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从服饰和神态上看有点身份可疑。
从落地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上海迷人的夜景。黄浦江在星光和灯火的点缀下静静地流淌着，分外浪漫多情。
“亨利”大步流星地走回来，坐下，往嘴里塞了一个春卷，一边儿嚼一边儿说，“你知道吗，一清出国前工作的那个公司在这儿有投资，他以前常来这儿，在这儿住能打五折。现在加州几点？咱们给他打个电话吧。”
电话拨通了，“亨利”大声说，“大爷正在‘九重天’这儿喝酒呢，你干嘛呢？”
一清显得比较沮丧，“你们他妈的真爽，我正跟这儿背单词呢，准备考托福。”
从“九重天”出来后，“亨利”显得比较满意，又有些意犹未尽。
前两天我在网上瞎看，一条新闻映入眼帘：“一不明蜘蛛人未经允许，擅自攀爬中华最高楼－－金茂大厦。”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蜘蛛人是不是“亨利”呀，这二百五“拜高狂”该不是真疯了吧。
⒊没有西湖的杭州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亨利”的安排，从浦东转移到了浦西，搬进了座落在外滩上的“和平饭店”，然后准备去杭州。
离开浦东前，我打电话给大智，他当时还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睡觉，想必前一天晚上莺歌燕舞到深夜。
我故作无事地说，“你今天没事儿吧，跟我们去趟杭州吧。”
大智迷迷糊糊地说，“什么？去杭州？也行啊，反正我还没去过呢。”
他倒是真随和，想必也是习惯了这“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办事儿方法。
半个小时后，我们刚到“和平饭店”，大智就精神矍铄地来了。
见面之后，我们拳打脚踢地亲热地问候，然后就跑到外滩上溜哒。
早上阳光明媚，黄浦江上波光粼粼，江对面是擎天柱般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开发区的大片高楼。金茂大厦在白天看上去更是气派非凡。
漫步在江边的外滩上，我的心情很好，就拉着“亨利”和大智频频照相。他们都有点不情愿，还不时地嘟囔着，“美国农民”，“乡户人”，“土老帽”，还说“你看看都谁在这儿照相呀，你过两天回北京，也应该去天安门前边儿照两张。”
然后我们找了一家街边小馆儿，吃了大碗儿的菜肉馄饨和小笼包。我们吃得很香，每人都出了一脑门儿的汗。我当时想，要是在美国每天早上能吃上一碗馄饨就好了。
吃完后我们准备出发去杭州，一听他们俩建议坐长途车去，我就觉得有点犯怵。想起以前上大学时出去玩坐长途汽车，座位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车厢就象一厅沙丁鱼罐头。要是夏天，车里臭气熏天。没有空调，窗户就大敞着，车一开就从外边刮进阵阵尘土，加上身上出的汗，没一会儿就活成了泥，想起来就恶心。可是为了不显得很特殊，我就硬着头皮和他们去了。
到了长途车站，我真是有点吃惊。车站里宽敞明亮，天蓝色的塑料座椅干净整齐。天花板上吊着几部电视，放着港台和日本电视剧。说真的，比美国的很多“灰狗”站都要好出很多。
不一会儿，“亨利”和大智手里拿着一堆东西走过来，报纸、杂志、矿泉水，大智递给我一包“ＭＥＮＴＯＲ”牌儿口香糖。
我不由说，“国内也有这个牌子的口香糖了。”
他们俩象看怪物似的看着我，然后异口同声地说，“你没病吧！”
随着十几个人上了车，我总算顾虑打消。车子很干净，座椅舒适，有空调，有窗帘，还有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导游小姐。我们一上车，她就发给每个人一瓶矿泉水，然后又用麦克风给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将要路过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道路笔直宽敞。公路两旁象是一幅幅江南的风景画，有小巧的村居，有碧绿的鱼塘，有镜子般平静的水田。美国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可是真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可以如此灵秀，如此田园。
我和大智挨着坐，“亨利”坐在过道的另一边，旁边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男人，一身西装，袖口外边有商标；头发用发胶打得很亮，肩膀上散落着一些头皮屑。他手指上带着两个硕大的金戒指，指甲缝儿里却有很多黑泥。再看“亨利”，象是直接从时装杂志上走下来的人物，脸上自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和大智是发小儿，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死党，所以见面有很多话说。我们彼此交换一些老朋友的信息，和目前的一些想法。就这么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很随意，很舒服。
大智冲我向“亨利”那边一努嘴儿，我一看就乐了。刚才一上车，“亨利”和那位“农企”就象水火不相容的一对儿冤家，目不斜视，谁也不理谁。现在俩人都进入假寐状态，居然和睦相处得不行，“农企”的头枕在 “亨利”的肩上，嘴角流着口水；“亨利”斜靠着身子，脸上一副满足的表情。
忽然我的手机响了，一接通，原来是我们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松井小姐，她也是来上海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不会日语，就用英语寒暄了几句，并告诉她我当晚回上海，第二天再跟她联系。
车到了杭州，我们纷纷下车。一个中东模样的人忽然向我走来，用生硬的英语说，“先生，你能讲英语吧？我刚才在车上听到了。”
我说，“是的，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然后他就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地方怎么走，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他要去什么地方。“亨利”和大智也不知道。
于是中东人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条，上面有两个中文字，看上去象个地名，说他就要去那儿。
我就拦住一个汽车站的工作人员，问他怎么走。他跟我说从这儿要再换两趟汽车才能到。
我听明白后就解释给中东人听，说完了我问他，“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他谢过我后说，“那儿有个服装批发市场，我是作服装生意的，想去那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心想，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就在中国四处闯荡，真够勇敢的，祖上肯定走过丝绸之路。
其实我们来杭州，是为了见见黎阳。黎阳是我们大学同学，同级不同班，以前也一起在深圳呆过。他后来也出国读书，毕业后回了国，先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几个大公司作，后来自己在杭州创办了一个高科技公司。黎阳本人很有才，出国前就出了很多本书，都是企业兼并改组方面的，据说都很畅销。
当年我们一起在深圳的同学朋友里，很多人最后都出了国。留在国内的混得有好有坏，有几个朋友发了财。有的在“地王”大厦买了办公室；有的因为有了资金，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亨利”现在是投资方面的行家里手，这次有点受人之托，来了解了解情况。“亨利”说小猛下午也会从深圳飞过来，一起商量些事。
我到上海前接到过黎阳的一个电话，他说过些天要来美国，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全球高科技的展览会，正式推出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来杭州，一来是看看老友，二来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机会。
“亨利”打通电话，“请找一下黎阳。”
电话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女声，“您找黎总呀，请稍等。”
这两年回国，一打电话，发现很多同学都成了这总那总了。
前两天在北京，我办事的地方在大学同学江邑的公司附近，于是就打电话约他抽空见一面。
他的办公室在东二环边上一个豪华写字楼里。一进公司的玻璃门，我对前台小姐说，“我是来找江邑的，事先和他约好了。”
小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说，“对不起，我们江总正在开会，您到我们会客室等一下吧。”然后就把我领到一间屋里，并递上一杯茶。
我觉得有些好笑，以前江邑在我们班是个老好人，挺面的，我们有时候叫他“Ｇｅｎｔｌｅ面”（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真想象不出他绷起脸训下属时是什么样儿。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十分钟了，开始有点不耐烦。这时候前台小姐拿了一捆报纸和几本杂志进来，又给我的茶杯里续了点儿水，然后说，“您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完事儿了。”
我心想，行，被江邑调教的不错。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看到会议室的门儿一开，江邑和一个中年人说笑着走出来，一边握手一边拍肩，满脸堆笑。他点头哈腰地把那人送到门口，目送他进了电梯，扬起手道别。电梯门一关，他的笑脸就“呱叽”一下掉了下来，恢复原状。
他一回头，看见了我，“哟，你都来了，他们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说，“你要再让我等十分钟，我就把你办公室砸了。”
他连忙把我让进屋里，一边说，“不好意思，得罪，得罪。”
一进门儿，迎面一张宽大的硬木大班台，后面一张真皮大板椅。左手边一个书架，放满了精装书。书架旁一个根雕的花架，上面一盆龟背竹。右手边的墙上并排挂着四幅小字画，梅、兰、竹、菊。
我哈哈大笑，一边从包里掏相机，一边口中大呼，“儒商！江总，你真是儒商啊！”
江邑赶快跑过去把屋门关上，压低声音说，“你严肃点儿。那字画儿不是我挂的，以前那儿就有。”
我们落坐，我大大咧咧地问，“说吧，你什么时候成了江总的？”
江邑有点儿脸红，然后嗫嚅着小声说，“我，我是副总。”
我们和黎阳约好了在一个餐馆见面。从外面看，这个餐馆象个旅馆，有四五层楼高。一进去，第一层是一个大厅，可以放下几百张台，并且爆满。上面几层是单间包房，也都是满的。后来我听说这儿不光周末这样，平时也这样，连中午都这样。想想我们在美国，每天中午就啃个汉堡包或三明治什么的也真是可怜。
黎阳和他新婚的太太一起来了。他们看上去气色和精神都很好。
穿着红色旗袍的小姐把我们领进一个包房。
老友见面，自是天南地北、国内国外的一通乱侃。
我们点了传统的杭州本帮菜，东坡肉，松鼠鳜鱼和莼菜汤什么的，吃得很高兴，尤其是我。
我问黎阳，“回国后感觉怎么样？”
他说，“满好的。现在我们在作自己的这个公司，虽然刚刚起步，比较忙，但是很充实，毕竟是自己的一个事业。杭州这个地方也不错，很适合生活。周末我们两个人在西湖边儿骑骑自行车，挺舒服的。”
我说，“也是。在国外尽管干得再好，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谈不上‘事业’。”
等我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小猛风尘仆仆地进来了，他刚刚从深圳赶来。
陪小猛去酒店办了入住手续，我们就随黎阳去了他的公司。
坐在出租车上，黎阳的太太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公司的技术是杭州大学发明的，因此他们把公司设在了杭大附近的新技术开发区里。
我们一行人走进办公大楼，来到黎阳的公司。公司办得很象样子，几大间办公室里坐着几十个员工，全部坐在电脑前忙碌着。
黎阳把我们引进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叫秘书送进来几本印刷精美的公司宣传手册，分别发给我们。
封面上写着“中正生物认证公司”，扉页上几个大字“立中而气正”，显得很有气魄。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蒸汽机的出现，解决了动力问题，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铁路的出现，解决了物流问题，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解决了信息流的问题，从而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 但目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中正推出的指纹认证与数字生物信息护照等解决方案， 解决了国际互联网的核心问题－－身份认证，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架构稳定的基石。 中正的指纹认证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全球电子商务安全认证的标准。”
下面是一张照片，是一块刻有“中正”二字的白色岩石，斜刺向蓝天，显得气势磅礴，野心勃勃。
接着，黎阳就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们作公司产品的幻灯片展示。然后，他又给我们演示从网上下载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信息，包括一个小电视广告。尽管我对这一行业很不熟悉，但我还是产生了很大兴趣，而且直观上感觉产品很有前景。
黎阳说，现在他们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很多海内外的报纸杂志也都有介绍，国内也有一些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他们想把眼光放远，准备在海外寻求合作伙伴，并把目标定在一些大公司，比如ＩＢＭ和英特尔什么的。这也就是他们这次准备去美国参展的目的。这次在美国的展览会，是全球高科技行业领先的公司才有资格参加的，所以有机会找到一些有兴趣合作的公司。
因为我对国外的展览会比较熟悉，就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
黎阳一指墙上，是一张美国硅谷的地图。他说，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打进硅谷的。
我相信他说的话，也真心希望他能成功。
其实这种内容和口气的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在美国，和朋友聊天，最通常的话题就是那几个，“绿卡办得怎么样了”，“工作找得如何”，“今年有没有加薪”等等，最近美国经济不好，很多人又担心被公司裁员。大家到美国后，先读书拿学位，然后找工作熬绿卡，没有拿到绿卡前不能换工作，更不用说干自己的事业了。等一切都办好了，也年纪一大把了，娶妻生子买房子，然后就几十年如一日的等死。这其中的生活中自然有很多乐趣。可是你问问来美国的中国人，你感觉压抑吗？我相信没几个人可以说不。
聊着聊着，天渐渐就黑了。我们因为第二天还有事，就准备告辞回上海。尽管黎阳极力挽留，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被老板怎么剥削，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黎阳的秘书打了几个电话，查到还有一班回上海的长途车。我们于是握手告别，然后就随秘书一起跳进了出租车，向车站赶去。
坐上了回上海的长途车，大智说，“你看，我来了一趟杭州，连西湖都没看见。不过你这帮哥们儿还挺不错的。”
大智在国内混得也不错，有房有车，也挺受领导重视，时不常地到国外公费旅游一圈儿。可他也在考虑出国的事儿，也在跟我商量。
我说，“你要是想出国后有多大发展，我建议你还是留在国内。如果你只是把出国当成一种生活经历的话，我倒是极力支持。人怎么都是一辈子，多经历一些没什么不好，也不能总是患得患失的。”
上海下过雨，水洗过的路面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盈盈的亮光。
外滩远没有白天那么喧闹。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凭江而立，透出一种异国情调。
我们缓缓地走在街上。身边不时穿过一对轻笑的情侣。路边站着一个瘦瘦的老人，胸前吊着一个方形的木盘，上面摆满了香烟，让我觉得象是回到了旧上海。
老市长陈毅的雕像屹立在黄浦江边，漠然注视着十里洋场曾经的风雨变迁，萧疏显赫。陪伴他的，是一江秋水默默地向东流去。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我们走在红砖的路面上，雨点落在宽大的梧桐叶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
我们找了一家小馆儿，点了几个小菜，吃完后就回到了我们下榻的“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据说是上海最老的酒店，座落在十里洋场的一端。酒店一层的歌厅里有一个老爵士乐队，演奏者都是当年混际于上海滩上的一些老人，平均年龄有七十多岁，乐曲都是一些怀旧的老上海流行曲。
听众很多是外国人，还有一些时髦小青年。我旁边的一桌是一群打扮前卫的小孩儿，都不会超过二十岁。一个头上包着方巾的小姑娘面孔清秀，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
听着听着，晃乎间我看到老乐手们核桃般皱巴的脸上都变得光滑平整起来，头发也梳得油光可鉴。他们意气风发，摇头晃脑地演奏着，还不时地瞟一眼台中间扭摆着腰肢的妖冶歌女。
歌女穿着闪着亮光的旗袍，鲜红的两片嘴唇上下翻飞着，“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回到房间，我们发现旁边的一间门上贴着红喜字，里面传出阵阵喧闹声，说的都是上海话，想必是在闹洞房。
“亨利”作一脸厌恶状，认为在饭店结婚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跑了一整天，我们也都挺累的。大智进洗手间洗澡，“亨利”打开了电视。我站在窗户边，打开窗帘。
小雨还在飘着，在楼顶探照灯的光柱下象是雪花。
马路对面是“和平饭店”的南楼，密密麻麻着古香古色的石窗。楼底下有一个门，门上方是个半球形绛红色的帆布拱檐。楼壁上有块石牌，刻着“１９０６”。
电视里的舞台上，几个染着头发的新新人类在歇斯底里地弹唱着，台下是如痴如狂喊叫着的一群上海宝贝儿；楼下的老爵士们还在有条不紊地演奏着，靡靡之音不屈不挠地从窗缝儿里传了进来。
我盯着窗外，仿佛看到一部黑色老爷车停在路边。车门一开，一条裹在旗袍里的白腿探了出来，脚上登着一只红色高跟鞋……
⒋城隍庙和大闸蟹
睡醒觉后，大智建议我们去城隍庙吃早餐。
刚上了出租车，我们就接到江邑的电话，说他在火车上，马上就到上海了。他来上海有点儿公事，也是来和我们聚聚。我们跟司机打听了一下，火车站离城隍庙不远，所以我们就说好先去找地方，然后在那儿等他。
从和平饭店到城隍庙很近，没一会儿就到了。一下车，眼前出现一条干净宽敞的仿古街，街道两旁的建筑全部雕梁画柱，商店门口都挂着红底儿金字的幌子。有游客模样的人从店铺里出来进去，也有本地的老阿婆提着菜篮子过马路。
大智前两天和业务单位的人来过这里，所以轻车熟路。他七拐八拐地把我们带到了上海著名的豫园，踏上九曲桥，移步换景，有亭台楼榭，有小桥流水，一群老人围在一起依依呀呀地唱着评弹，情趣盎然。
走过桥来，就是我们就餐的饭馆－－绿波廊。
大智是回头客，所以主点。他向我们推荐了鸡鸭血汤等四小碗儿，我们又点了蟹粉小笼包、枣泥饼和南瓜饼等小点。吃的上齐了，我们又打电话给江邑，他说还要等一会儿，要我们先吃。
我们也饿了，就敞开肚皮大吃。食品做得都很精细，味道也很好，只是看得出这里还是国营的餐馆，服务较差。
等我们都快吃完了，江邑还没有到。
大智说：“你知道吗，克林顿全家来上海时还在这儿吃过饭呢。你看墙上的照片。”
我一看，餐厅四周果真悬挂着几张克林顿在这儿拍的照片。我闲着没事，就走到一张照片前，指着克林顿的酒糟鼻，让“亨利”给我照了张相。
看了一下手表，我们都有些着急了。我中午还约了客户，大智的飞机是在下午，而且是在浦东。
我又拨通了电话，半天没有人接。还没来得及挂断，就见一个人和一阵电话铃声一起走了进来－－是江邑。
江邑简单吃了一点儿，我们就买单走了。
我们赶回和平饭店，退房，然后把行李搬到我开会的锦江饭店，我就算是正式进入工作状态了。
房间安顿好了，大智就坐大巴去机场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他还得上班。
我开始去见客户，江邑和“亨利”开始闲聊闲逛。
和客户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到楼下为展览会作些准备。
大堂里人来人往，很多都是来参会的医生，也就是我的客户。现在医疗行业作得很专，分工很细，所以这些客户很多都是熟面孔，在美国和别的国家的展览会上都见过。于是我就不断地遇到人打招呼。
找了半天，我才在行李房找到了我们参展的展品。
大堂里摆了一长条桌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聊天。我上前问他们是不是会议组委会的，回答说是。我问一些细节，他们面面相觑，没人知道。我问明天几点开展，他们支吾了半天说，八九点钟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八点还是九点。
很快我就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觉察出这次会议组织的混乱。很多人都在大堂里走来走去，问来问去，象无头的苍蝇。有几个外国医生因为不说中文，不得不寻求我的帮助。
若是在美国，这种规模的会议在接待处最多只有一个人和一台电脑。有人来登记，接待人员就会递上一个胸牌，和一包材料，其中包括所有有用的信息，会议日程安排、与会者名单、厂商名单、论文概要、观光信息和地图等。展览时间、休息时间和发言的时间都会精确到分钟，因为医生们的时间都几乎是按分钟收费的。
展会虽然是第二天才开始，我觉得已经忙得团团转了。
等把可以安排的都安排了，我准备上楼，忽然在大堂里碰到了我们在日本的代理商松本小姐和福士先生。他们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我自然要好好招待，于是我和他们约好过一会儿一起去吃大闸蟹。
回到房间，江邑和“亨利”已经逛回来了。“亨利”说他马上要赶回杭州，小猛和黎阳还在那边等他。我晚上也有事儿，于是就只好告别了。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正值秋菊吐艳，稻菽飘香之际，也正是人们吃蟹的最佳时节。据说早在宋元时代，吃蟹就成了人们一大享受。到了清代，“品蟹赏菊”更成了一种时尚。记得“红楼梦”里有一段描写众姐妹在大观园里吃螃蟹，“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令人垂涎欲滴。
全国的各种海蟹、河蟹里，又属昆山阳澄湖产的清水大闸蟹最有名。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诗，“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我们经人推荐，来到了一家餐馆，点了大闸蟹和其他一些小菜儿。在座的有松本小姐、福士先生和一个日本医生。江邑晚上没有约到客户，就随我们一起来了。
大闸蟹一上桌，果真名不虚传，“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入得口中，香味四溢。
江邑是南方人，很懂得吃蟹的门道。他要来了镇江醋、姜末和糖拌的调料，又点了绍兴黄酒，据说有鲜腥暖胃祛寒且帮助消化的功效。他给我们作吃蟹示范，我们众人一一效法。江邑说，在我们老家，真会吃螃蟹的人，一只蟹可以下一瓶黄酒。
为了弘扬中国的饮食文化，我又信口开河地给几个小日本讲了有关黄酒的“状元红”和“女儿红”的故事。日本人频频点头的时候，江邑用汉语小声对我说，你讲错了吧。
我也没理他，又打开了一只母螃蟹。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我又要了两瓶陈年的黄酒，送给日本医生作纪念。
要来帐单，总共一千多块。我拿出信用卡，小姐摇了摇头说，我们这儿不刷卡。我赶快从钱包里翻现金，才发现根本不够。江邑见状赶快拿出皮夹，从一大叠钞票里抽出几张，算是替我解了围。幸亏他晚上跟我一起来了，要不然我这个眼真是现大了。
在国内出差，我总是拿不准带多少现金合适，这方面江邑要比我有经验的多。
大家吃得都很高兴，我们说说笑笑地回酒店。
福士先生是我的老客户，五十多岁了，和我私人关系很好。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他忽然问我，刚才那餐饭是一千多元人民币吗？
我说，是啊。
他又问，那个服务小姐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我说，大概几百块吧。
福士先生吐了一下舌头，那也就是说，我们一餐饭吃了她几个月的工资？
我说，应该是吧。
他问，那她吃什么呢？
我说，她吃……，我也不知道。
送几个日本人回了酒店，我和江邑开始聊天。
大闸蟹吃得很爽，我还意犹未尽，就对江邑说，还是你们在国内舒服呀，生活安逸，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他说，你每次回国时间都这么短，走马观花的，能对国内了解多少？
我说，我看国内就是不错，大家混得也都挺好，都是这个总那个总的，我们在国外累死累活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碎催。
江邑说，你太片面。远得不说，不出北京城，就有家里揭不开锅的，下岗的那些人可惨了。况且也不是人人混得都好，我们班同学里就有整天躲债的，弄得大家敬而远之。我知道你们在国外生活压力大，还要办身份什么的，可是我们在国内也很辛苦啊。工作很忙，还要抽空念研究生。你我同样是经常出差，可是我们出差条件就差多了。我是作农产品出口的，出差的地方都是农村，根本没飞机可坐。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到哪儿去都可以坐火车。住的地方就更不要说了，有时候运气不好连热水都没有。
我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也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呀。
江邑斜了我一眼，换了个话题，哎，你还记得咱们系那个博士导师林教授吗？
我想了想说，记得呀，我上本科时总逃课，可那老头儿的课我还是挺爱听的。
江邑说，以后你想听也听不到了，林教授前些天去世了。我们几个人去他家里慰问，进门一看，跟你说，真是让人感动。我毫不夸张，屋里家徒四壁，除了书就是书。可是你想想，他有多少学生都发财了。”
我没有说话。
江邑接着说，我昨天坐火车时，同一个包厢里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从北京开会回来。我们一路上聊得很好，他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软卧。下了火车我要去城隍庙找你们，就问他怎么走。老人很热情，告诉我怎么怎么倒公共汽车，还亲自带我到了车站。你知道那点儿打车的钱对你我都不是什么问题，可当着老教授，我真不好意思伸手就拦出租。后来我就坐了几站大巴，才下车打的过来的。
我说，哦，怪不得你中午那么晚才到呢。
⒌国际人
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殃殃大国，我们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充分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有时候弄不好会膨胀到唯我独尊，甚至会瞧不起或挤兑别地方的人。
凭良心说，上海人在各地人里受挖苦的比例要稍高一些。
有人说上海人功于心计，精打细算，打交道时要小心；有人说上海人小里小气，两个大男人在公共汽车上争执，能用吴农软语吵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动手。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里面有一个小品，一个男演员用各地方言串演几个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他演上海人的时候，口里细声细气叽叽喳喳地说话，手里还捏着一个道具，是一只泥鳅大点儿的小咸鱼。我当时看到那儿时一边儿乐，一边儿说这导演可真够损的。
人们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以讹传讹，上海人的名声就多少受到了影响。弄得有的上海人和外地人交朋友拍胸脯掏心窝子的时候都先把自己摘出来，“哥们儿，我跟你说，我可真不象上海人。”
老实讲，那样的上海人我见过，也打过交道，就象我见过那样的别地方的人一样。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磕瓜子儿磕出个臭虫，也是什么仁（人）儿都有；每个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可要是说上海人都那样儿，那实在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还有一些参展公司。但由于会议地点设在上海，大部分光顾我们展台的都是一些近水楼台的本地人。
我和另外几位代理商不停地忙碌，不厌其烦地给客人介绍我们的产品，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中文。我们频繁地交换名片，我注意到国内很多人的名片上都印有“博士”、“硕士”、“ＭＢＡ”等头衔。
有几个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被我误认为是新加坡人或是香港人。聊了很久，换了名片，才知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并且从没有出过国，令我惊讶不已。
展会的第一天，我们在展台贴出了“在上海及中国其它地区诚招代理”的告示，当天下午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商谈，几天以来都是如此。我也没想到消息会传得这么快，而且这些公司的积极性也都很高。
我感觉大部分和我谈的人都很上路，也很专业。我于是很快找到了几家可以继续协商的公司。
有趣的是在跟我谈过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曾留学美国，居然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他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回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跟我说，他们现在给很多国外的厂商在中国作代理。每一类他们公司代理的产品，他们只找世界上最好的厂家，为他们在中国打出品牌。
和这些上海人打交道时，我感觉很好。他们都很务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那么多云山雾罩，也不跟你称兄道弟，双方条件摆出来，谈成就作，谈不成拉倒。我比较喜欢这样。有时候谈生意时遇到一些神侃胡吹的，还没怎么样就先拉你出去喝酒，刚一见面就象你亲兄弟似的，钩肩搭背，不分你我。问什么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可一动真格的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种假豪爽的，在我们北方人里居多。
美国人也动心眼儿，也玩儿办公室政治，可大多数时还是直来直去的。长期在这种环境里，人变得有点傻，脑子里的弯弯绕儿也少多了，所以我觉得更适合上海人的这种方式，比较有效率。
刚刚口干舌燥地给一个客户演示完我们的一个产品，我正在低头找一份材料。忽然听到有人用英语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澳洲著名医生莱温朵斯基。我连忙和他握手问好。
莱温朵斯基医生是我们公司的老客户，和我一起出过几次差，相处得很好。他性格开朗，喜欢自言自语，还总是眉飞色舞地不停地开玩笑。
有一次我随他一起去菲律宾和韩国开会，那阵儿正赶上闹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美国总统的裤裆成了当时全世界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会议期间，所有人见到莱温朵斯基医生都有意无意地管他叫“莱温斯基”，叫完还意味深长地偷偷窃笑。
有一回在他发言之前，大会的主持人宣布，“下面由‘莱温斯基’医生讲演。”场下发出唏唏嗦嗦地笑声。
莱温朵斯基医生大步流星地上台，拿起麦克风，微笑着说，“各位好，我是莱温－朵－斯基医生，我来自澳洲，而且我和莫妮卡没关系。”
场下爆笑。
我问：“怎么样，这个会还好吗？”
莱温朵斯基医生摇头晃脑地说：“还好，还好。”他的脸上总有一种淘气的笑容，让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在开玩笑。
我又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他听到后就笑着说：“有哇，你能救我一命吗？”
我就笑了，“您是医生啊，我又不是。不过我倒无所谓，可以试试，只要您放心。”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其实我是要渴死了，你能帮我找一杯咖啡或是一瓶水吗？”
我吃了一惊，“难道会议不提供咖啡和饮料吗？”
莱温朵斯基耸了耸肩，“不瞒你说，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没咖啡的国际会议。你知道吗？我们交的会费比在其他国家要高出很多呢。”
我连忙把随身带的一瓶还没打开的矿泉水递给了他。虽说我不是大会组委会的，可这毕竟是在我们中国，我还是有点儿招待不周的歉意，于是就邀请莱温朵斯基医生中午一起吃饭。
在国外象这样的会议，日程上都会排出一些休息时间，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会议组织者都会在展览区提供茶水、咖啡、饮料和一些小吃，有时候还会有穿着制服的侍者托着盘子在不停地走来走去，送来酒类、插着牙签的小点或是冰激凌什么的。每到休息时间，医生们就会来到展区，吃点儿喝点儿，在展台四处转转。因此靠近摆放食品饮料的展台都是比较抢手的，甚至摊位费都要贵些。
看来国内组织这样的会议还是有些经验不足。
中午吃饭的时候，莱温朵斯基医生对我说，“其实中国的医生水平很高，病人多，临床经验丰富。他们的设备普遍比我们用的要简陋，可是手术作得都很漂亮。只是他们应该多多加强和国外的交流，多走出来学习学习。”
我点头称是。
他又说：“比方说，中国医生的平均英语水平都不太好，这也是日本和韩国医生的普遍问题，听他们在会议上发言非常具有挑战性，有时候我们看着幻灯片听都不知所云，所以学术交流上就有很大困难。我也曾设立过一个中澳医生交换访问计划，准备在澳洲培养一批中国医生，也让一些澳洲医生来中国进修。可是计划结束后，澳洲医生都回国了，中国医生却全都留在了澳洲，有的甚至当了出租车司机，让我真是想不通。”
我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不光是语言、文化背景和国力不同，还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也同意中国人，不仅是中国医生，有机会都应该出来看看，逐渐吸收采纳一些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
说这话时，我想到了一、两年前在美国经历的一件事。
有一次一个在国内的朋友来信，说他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要来美国，可能需要我的一些帮助，我回复说可以尽量帮忙，然后就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过了大约有几个月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收到一个电话留言，留言的人说她是ＸＸ大学的张教授，人现在在加州，希望我给她回个电话，然后留了一个号码。我想了半天才想起很长时间以前朋友提到的这件事。
在电话上客气了几句，我就问张教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张教授说，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目前在作一项科研，我这次是来拜访美国的几所大学，和一些专家进行交流，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我听说你住的城市离佛州大学不远，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另外我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在美国也不能开车，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下。
我问，您要跟哪个专业的人联系呢？我可以先帮您查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发ＥＭＡＩＬ给他们。等您定好了哪一天去，请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安排，看看能不能和您一起去。
然后张教授告诉了我她需要查找的信息。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上网，找到了佛州大学那个专业的网址，然后查到了一份教授名单和他们研究的课题。我按照张教授给我的传真号，把这份材料传给了她。
第二天，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并说等安排好了通知我。
几天过后，我收到张教授的电话，说她第二天就飞到我这儿，然后要去佛州大学。佛州大学离我住的城市开车单程要两个小时，公共交通又非常不方便，张教授自己根本不可能去。所以我赶紧和公司请假。
第二天早上我从机场接上张教授，请她到我们公司坐了坐，然后就开车带她去佛州大学。
我们一路聊天，慢慢熟悉起来。张教授四十几岁，人很好，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讲话斯文，知书达礼。对于我能帮忙，她一再致谢。我说出门靠朋友，您千万别客气。
我们聊得很投机，两个小时一下儿就过去了。
到了佛州大学，我问张教授，您跟他们约好时间了吗？
她说，我其实只想见一个教授。我前两天给他发了个ＥＭＡＩＬ，说今天来拜访，没约具体时间。不过我想他知道我来，应该在这儿等我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整天都在办公室的。
我说，美国的教授是不坐班的，不过我们可以先去他们系里看看他在不在，碰碰运气了。
来到系里一问，美国教授果真不在。我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于是我就请系秘帮我联系一下教授，跟他说我们下午两点再来。
系秘问，你们事前预订了时间吗？
我说没有。系秘脸上有点不快，说我可以试着联系，但不能保证两点钟他肯定能来。
我说，不管怎样，我们两点钟再来看看吧。谢谢你。
然后我就先带张教授去吃午饭。张教授问，两点会不会有点儿早啊？他没准儿要睡个午觉呢，我们学校的老师中午都睡午觉。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在美国除了家庭主妇，好象没谁会睡午觉。
两点整我们又来到了系里，美国教授还没有来。系秘说刚刚联系到他，现在正在路上。
我们又等了大约２０分钟，一个高大的美国老头气喘吁吁地来了，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他留着大胡子，头上还戴着一顶西部牛仔帽。
大胡子教授很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可我觉得他态度上有一点点冷淡和傲慢。
他把我们引进他的办公室，摘了帽子，让我们坐下来，然后直接了当地问，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我看了看张教授，她也看了看我，然后脸一下子红了，小声用英语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注意到大胡子教授的脸色有一瞬间变得很难看，我也觉得有点尴尬。他大概是觉得你们大老远把我叫来，怎么会连目的都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张教授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把中文里的一个开场白直译了过来，又因为讲英语不太适应，所以显得有些不自信。
张教授慢慢地开始说，他们在作的一个科研项目已经基本成功，现在需要找一个测试方面的专家，希望能够和佛州大学合作等等。我一点一点帮她翻译，大胡子教授微微点头。
等谈到专业问题的时候，张教授已经能够用英语表达得很清楚，大胡子教授渐渐显出一些兴趣。
后来，张教授从提包里拿出一个他们研制的样品，递给大胡子。
大胡子教授戴上眼睛，仔细观察，眼里渐渐放出兴奋地光芒，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声说，这个是你们做的？简直不可思议！我相信这是目前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美国很多实验室都在尽力，可到现在没人能做出来。
然后他又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嘴里不停啧啧称赞。
张教授又用汉语对我说，这是星火计划的一个重点工程，国家非常重视，拨了一百万美金的资金，不够的话还可以追加。她为了这个项目已经来美国好几次了。如果能请到美国专家，他们可以请他到中国来，一年几次都可以，全部费用都由中方来出。如果美国专家需要到别的国家开会或作跟这个课题有关的学术交流，中方也可以负担费用。
我听了以后都吃了一惊，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张教授为什么早没有提呢。
果不其然，等我给大胡子教授翻译完了，他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脸也涨红了，马上说他非常愿意合作。
然后他又和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还主动带我们到他的实验室参观。和我们刚见到他时，他的态度迥然不同。
谈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告辞。张教授拿出一个锦盒，递给大胡子，说是送给他的礼物。
大胡子打开一看，是一个彩绘的瓷瓶，做工精美，白色的瓶壁薄得象纸一样，显得价格不菲。
大胡子的脸更红了，一边不断道谢，一边紧紧地盯着瓷瓶，两眼放光，显得很贪婪。
我心想这教授也真够没德行的，也不收敛点儿。我见过很多美国人都喜欢贪小便宜，没想到这堂堂教授也这样。
回程的路上，我对张教授说，“其实这是很好的一次机会，我相信要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的。您肯定能找到最好的专家。”
张教授叹了口气说，“其实主要是双方的沟通问题造成的困难。”
一天的接触，我觉得张教授是个水平很高的谦谦学者，也是个平易近人的实在人，于是就直言道：“我觉得其实沟通不仅是个语言问题，还有一个行事方式的问题。比方说和美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先约好时间，越提前越确切越好，否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还有在您来之前，应该把您想办的事情大概告知对方，１、２、３、４、５，简明扼要，让他们有个准备。另外您自己也应该有备而来，最好准备一些书面的材料，这样一来表示对别人时间的尊重，二来也比较有效率。”
张教授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
我又说，“您来这儿是寻求合作的，但同时也给对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双方是平等的，应该不卑不亢。我们不但要把提供的优惠条件讲出来，同时也应该阐明我们的要求。就象在中国一样，都是专家，水平也良莠不齐。我们既然有最好的条件，就应该找到最好的专家，不管他是不是美国人。”
张教授说，“不瞒你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很没有经验，不光是和外国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和国内厂商的接触。我们只是搞科研，项目研究好了就放在那里。有公司厂家找上门才有可能把产品市场化，否则的话出了论文就完事大吉，国家投入的大量研究经费其实就是白白浪费了，蛮可惜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有这些问题，好象只想搞学术，特别不情愿和外界接触，尤其是商界。看来这种观念也得慢慢改变。”
我说，“这几年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是件好事。我们在学习国外经验、了解国外办事方式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带了出来。几年前我刚出国时，周围的美国人几乎没人知道中国的春节。现在我们一过年，美国同事们就都会给我发电子贺卡，祝贺中国新年，而且很多人甚至都知道自己的属相。最近几年去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去年中秋节时我在蒙特利尔，和一些朋友去唱卡拉ＯＫ。等我们半夜三更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加拿大白人在门口可怜巴巴地等包房。要在以前，他们怎么会知道卡拉ＯＫ是什么呢。世界越来越小，人们求同存异也越变越象。我想有朝一日，大家不管从哪国来，都会变成国际人了。”
⒍冤枉路
早听说上海有条衡山路，满街酒吧茶社，环境典雅、小资情调，是餐后小坐的好地方。
一天紧张的展览会结束后，我和几个日本客人在城隍庙吃了晚饭，又买了些紫砂茶壶等工艺品，就一起打车到了衡山路。江邑已经在下午赶回北京了。
北京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酒吧，说我去了肯定不会失望的。我问了出租司机，他说不太清楚，我就让他把车停在衡山路口，我们自己去找。
下了车，一条精致的街道出现在眼前。路两旁的小树上挂着串串小灯，在夜色里闪着橙黄色的亮光。一家挨一家的店铺装饰考究，各具特色，“红茶坊”、“老时光”什么的，名字起得也不错。
福士先生对我说，这里有点儿象新奥尔良著名的ＢＯＵＲＢＯＮ街。我说不太象，衡山路没有ＢＯＵＲＢＯＮ街那么嘈杂，街上也没有那么多酒鬼、爵士乐表演者和色情商店。
我们一边欣赏街景，一边找朋友给我推荐的那个酒吧。在街的一边走了一趟，没有找到。我们又调头从另一边往回走。我们手里提着买的工艺品，走得都有点而累了，还没有找到。我有些着急了，毕竟带着客户，这么转来转去的有点不太好。我就拿手机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问她怎么走。
按照她的提示，我们又找了一会儿，街边终于出现了一个栅栏门，上面挂着酒吧的名字。终于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推门而入，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庭院。离门５０米出，有一座二层的木制小洋楼，花玻璃上散射出灯光，在黑暗里显得很神秘。
我们进入小楼，宽敞的一层是个酒吧，二层是餐厅。酒吧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吧台，里面站着两个白人酒侍。
酒吧里的家具都是红木的，显得古旧昂贵。
房间的角落里摆放着高大的绿叶植物，几个小射灯从下向上打出不同的颜色，把植物弄出一种梦幻效果。轻柔的音乐弥漫在空气里。
这时正是西方的万圣节，也叫鬼节。酒吧四处就挂着一些小鬼和稻草人。古色古香的红木长凳上摆放着几个橙红的南瓜，竟然搭配得珠联璧合。
我们入座，点了酒。打着黑领结的侍者给我们点上蜡烛，蜡烛托儿居然是个真的小南瓜，拳头那么大，上面刻着个鬼脸。
墙上的一个小黑板上写着：从即日起开始圣诞节预订。
几个日本人不停称赞这里环境好，我也很高兴。
我说，真抱歉让你们绕了这么多路。
福士先生马上摆手道，不会不会，多走了点路，可多看了些风景，还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值得，值得。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庭院以前是宋氏家族的私家花园。
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浦东机场还没修好。据说这个新机场修得相当好，所以我这次专门把回北京的票订在了浦东，想去看看，尽管要从酒店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机场。
到了机场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外形新颖，设备先进，我敢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
我走到柜台前办登机手续，顺便要一个靠走道的位子。
工作人员很有礼貌。他说，这班飞机很空，不会超过五十人，您随便坐都可以。
我道了谢就去登机口了。
快上飞机的时候，我接到云丹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到上海了。我说，可我马上要回北京了。
上了飞机我才发现，这班飞机其实挺满的。我就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碰巧还有一个靠走道的位子，就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满脸骄横的女人一边托着拉杆箱往后面走，一边气哼哼地回头对跟在身后的空姐抱怨着什么，空姐在不停地道歉。
她走到我身边，手一摊，对空姐大声说，你看，这都到最后一排了，哪里有靠走道的位子？你们地面人员说肯定有。你说吧，现在怎么办？
空姐很为难，满脸通红，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觉得挺面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８０年代末曾红极一时的一个影星。
我看空姐挺可怜的，就说，要不你让她坐我这儿吧，然后就挪到了靠窗的位子。
影星哼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说，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空姐赶快跟我道谢。
影星坐了下来，还在不住地嘟囔， 真是够差劲的，这么好的机场，服务也这么差。
我也没理她，拿出一本书看。
飞机飞了一阵后，我有点儿困，就想睡一会儿。可影星在看报纸，哗啦哗啦地翻来翻去，弄得山响。
我也睡不着，就跟她搭话。我说，对不起， 你是……
影星猛地一扭头，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如同两把利剑。
我吓了一跳，接着说，你是ＸＸＸ吧，我看过你演的电影。
她忽然一下子就温柔起来，脸上露出完美的笑容，声音甜美地说，是我呀，你还真认出来了。
估计她是把我当追星族了。
我想逗逗她，就说，可不，这么多年你一点儿都没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肉麻。
影星倒不觉得，羞涩地笑着说，哪里，哪里。跟刚才那个泼妇判若两人。
我们一起下了飞机。首都机场的大厅里有一些巨幅广告，有一张是当红艺人章子怡的特写，明眸皓齿，青春亮丽。
我注意到影星瞟了一眼章子怡，眼神有点儿复杂。
两天以后，我要从北京飞洛杉矶回美国，没想到又在上海停了一下，而且还是浦东机场。
出发前比较匆忙，我也没仔细看我的航班行程，也就没注意到我需要在浦东机场停留两个小时，否则前两天我也不用大老远专门跑这儿一趟了。
我换了登机牌，居然是两天前回北京的同一个登机口。
起点又回到了终点，老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你不是想看浦东机场吗？我让你看个够。
我走进两天前去过的同一个小店，从同一个小姐手里接过同一个牌子的瓶装水。
拧开盖儿，咕咚咕咚喝了半瓶，觉得挺舒服。
本来，人这一辈子，谁说得准哪一段走的算冤枉路呢。
□ 寄自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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